“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当我们听到这句熟悉的歌词时，不禁想起久久萦绕于人们脑际的一个话题：生活在如东大地上的百万儿女的祖先究竟来自何方？根在哪里？
往事如烟，岁月悠悠，先人们留下的史料实在少得可怜，宋元之前的更难寻觅。但是一种寻根问祖的使命感驱使我们艰难地沿着漫漫历史长河溯流而上，去探寻祖先们迁徙的履痕，无论是或深或浅的印迹，还是世代相承的口头传说，兴许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合乎逻辑的推断。
上古先民远古时，扶海洲还是沉睡于海底的一块暗沙。约7500年前，长江口尚在镇江、江都一线。随着海岸逐渐东迁，人类活动足迹也随之东移。
相传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各部落常与苏北境内的部落争战，世居淮泗地区的东夷部落曾被中原部落打败。为避战乱，东夷部落南迁，留下部分族人于江淮之间，形成淮夷古族。五、六千年前，在南通西北部扬泰岗地滨海地区生产和生活的青墩人便是其中的一个分支。率先开发淮、扬东境的淮夷人，在夏商周时代分布于南黄海西岸，从事渔猎、农耕，繁衍后代，给这片不断向大海延伸的陆地带来勃勃生机。几乎与此同时，南黄海中一片暗沙正在潮间时隐时现，进而冉冉升起——这便是后人所说的扶海洲的发端。春秋时淮夷之地属吴。吴越争霸时，越王勾践乘吴王夫差北上大会中原诸侯之隙，起兵进攻吴都城，夫差被迫自中原退师，南返时“封其民于江淮之间”， 成为这里有史书记载的第一次移民。公元前476年，越国灭吴。越王北渡淮水，会诸侯，霸称中国，同样移民于江淮，江淮之境转而属越。当年那些混居的淮夷、吴越人便是扬泰岗地上最早的主要先民，这时扶海洲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新陆洲，陆续渡海东迁到这里的居民，便是最早移居扶海洲的先民。语言学家借助于古音重建和汉藏语系同源方言的研究成果，发现当代泰如片方言中有不少淮夷、百越(分布于江浙一带)、华夏(分布于中原地区)三种远古语音残留，亦可证明这片绿洲早期居民与内陆祖先的渊源。
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扶海洲尚未与大陆相接，交通不便，受地理环境的约束和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口增长极为缓慢。秦朝统一中国后大兴煮盐以及后来西汉初年领广陵郡（今扬州）的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东煮海水为盐”，扶海洲上迎来了又一批移民——-盐丁。这些烧盐人便是如东两千多年烧盐业的先驱。
汉武帝即位后，又从四方招募民众赴海滨煮盐，盐丁队伍开始发展壮大。同时分布在浙江、福建的古越人后裔，先后或因内部各分支间的攻击，或因反抗汉朝统治失败，其一部分族人先后迁居于江、淮地带。这些迁徙的与先居者互相融合，终年以渔盐猎耕为生。到东汉末年，刘备、孙权合力与曹操抗争，江淮沦为战争之地。建安18年（213年），曹操恐滨江州县为孙权抢夺，迫使居民内移，“江淮之地，不居者数百里”，境内遂成一片空野。江淮之间在三国时先属魏，后从东台至高邮以南属吴。公元241年，东吴大司马吕岱（丁堰人。三国时，丁堰位于扶海洲西端。吕岱是现知扶海洲上留有姓名的最古名人。丁堰于1954年9月由如东划入如皋）广招乡民回归，淮夷之地渐次恢复生机。三国时，扶海洲西侧与大陆之间的一条西南、东北向的夹江正逐渐变窄，与大陆间的交通愈显方便，大陆向扶海洲移民也就愈加频繁。至此，扶海洲上古先民成群，人丁日见兴旺。
两晋到明初的移民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南北方人民大融合时期。晋武帝平吴统一中国后，外流的淮夷之民开始大批回迁。西晋（181-316年）末年，经“永嘉之乱”后，北方异族入侵，中原地区因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北方人民为避荒乱，大批南迁。史载，山东兖州南迁的近百万汉族居民中约有半数定居于江淮之间，其中亦有许多大族率乡里民众集体迁来。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述及扬州府时说，晋后的南朝宋“元嘉八年（424年），始定为南兖州治”，可见当时南下扬、泰地区的兖州移民势力之强。晋“八王之乱”及后来五胡入主中原，又有一批批的北方士族南下。东晋元熙元年（419年），曾定居于河南、皖北一带的江西客家人为原住民所不容，被迫南迁，其中一支进入江淮之地。再加上络绎不绝的北人南迁，江淮之间的人口不断增加。
而在这时，扶海洲逐渐发育扩大，与如皋之间的夹江逐渐淤浅，约在一千六、七百前的东晋（317-420年），沙洲终与其西边的大陆连接。也许从这时起，扶海洲便被人们列入皋东版图吏治。由于扶海洲与大陆并接，与邻近地区的人员往来及居民变迁越来越频繁，鲁人、客家人又成为如东历史上先民的重要来源。
隋唐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挖，盐业生产日益兴旺，沿江沿海滩地不断淤长，对四方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陆续有人来此安居。中唐“安史之乱”和晚唐、五代以来，北部外族大批入侵，也导致中原人陆续迁来。
宋代范公堤的修筑为农田和盐田提供了屏障，逶迤于各盐场之间的串场河的开凿，方便了盐业运输和农业灌排，加之煎盐从“煮海为盐”到“刺土成盐”和“晒灰采卤法”的应用推广，使盐业生产不断发展。中原移民带来的曲辕犁、弯月镰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无论从人口繁衍还是人员迁进上讲，都推动了淮南人口增长。南宋时的《舆地纪胜》称其时“民居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贼”、“讼庭多虚，囹圄空隙，殆有古之淳风”，由此可见当时文明之一斑。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下，焚掠扬州，“幸存者不过数千人”。为避战祸，境内居民纷纷外逃。宋末金兵南下，淳祜二年（1242年），宋、金之兵战于两淮，“江淮为之一空”。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为了消弥战乱的创伤，曾采取“以民自实两淮荒田，免税三年”等措施，力图恢复两淮之间的农业生产。因此，淮南盐业生产恢复较快，不仅外流乡民陆续返回，而且还带来了四方民众，迁来者与先居者交往融洽，同劳作，共生息，代代相传。
据如东县地名委员会1982年所编的地名录所载，当时我县自然村或生产大队冠以“庄”的地名有288个，其中位于如泰运河以北、范公堤以西、以南的卵形区域内竟达272个，占95%。这95%的“庄”所散布范围虽然仅占现县域面积之一半，但大体相当于唐代扶海洲所处区域。这些“庄”所散布区域的居民方言至今仍属北方语系。从语言习惯可以佐证，称呼为“庄”的村落居民，应属来自北方的移民。聚居地成“庄”者早在唐以前便有。
随着人口的繁衍，其后代逐步向周边扩散，又形成一些新的“庄”，这一扩散的大趋势一直持续到宋代。宋时，如泰河南的横江己经淤塞成陆，部分“庄”民迁至今如泰河以南新陆地，于是我县南部便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庄”。由此可以推想，在此这前，扶海洲上的先民大多来自北方。他们先是从北方迁至江淮之间的扬泰岗地，尔后再东迁扶海洲。这种以扬泰岗地为跳板的迁徙过程，至少在扶海洲与大陆连接前可能是如此。
明初，又有许多江南人迁来皋东。在丰利、潮桥等地区，经常听到不少人说起他们祖上是明朝时“从苏州阊门来的”。人们不禁要问：是何原因驱使他们从繁华的苏州阊门地区北迁到南黄海之滨？这得从“洪武赶散”说起。
元末，东台白驹场盐民张士诚率众起义，反抗朝廷残暴统治。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据守平江（苏州），自立为王。元末的朱元璋率领的另一支农民武装多年苦战不能攻克平江，直到元至正二十七年张终为朱元璋所败并被俘。朱元璋对久攻不克一事积怨甚久，遂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驱逐大批苏州阊门一带百姓至张士诚的家乡及淮南各盐场，从事煎盐劳役。后又因“戍边屯田”，陆续从苏州等地强迁没有土地的居民4000余户，到南黄海之滨各盐场充作烧盐的煎丁。史称 “洪武赶散”，又称为“阊门赶散”。“洪武赶散”，其动因并不只限于此，据史志记载，“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为世例”。所以，至今如东民间还流传“祖先是明朝从苏州阊门迁来”一说。明朝民众从江南迁来南黄海之滨的并不限于苏州的“阊门赶散”，如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因“燕王造反”，曾有成批的苏、锡、镇、宁地区居民纷纷移居淮南乃至皋东盐区躲避战乱。
明清之际和民国年间的移民明清之际，皋东渔盐业大兴，滩涂陆续开发，物产丰饶，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工商业得到发展，一个又一个商号挂牌开业。在众多的商贾中，接踵而至的客籍商号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实力上都占有优势，并且颇具行业特色。这些商贾在我县的集镇经营盐、米、丝、茶、烟、竹木、锅席、酱糟、典当、钱庄等行业。当年外地客商经营范围逐步形成一种格局，流传有“徽商专卖茶烟锅席、晋商专营酱醋糟坊，江商经营茶食京货、赣商贩卖瓷漆竹木”之说。如山西高平的赵姓约在明万历年间就到掘港经营永升号糟坊，三百年中一直处于龙头老大地位。除去来自相邻地区外，更多的来自扬州、苏南、安徽，远道的则来自山西、陕西、广东。至清末仅掘港一地就有72家来自扬州的盐商。在皋东，主要有徽帮（来自安徽歙县、婺源、池州）、江帮（来自镇江、丹徒、句容、溧水）、晋帮（来自山西高平）。昔日同籍客商人多势众时，有的还建立了同乡会馆，如掘港的山西会馆、丰利的句容会馆等。由于皋东之地民风淳朴，社会比较稳定，宜于谋生，在这众多客商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后来都定居于皋东。
在清朝，除了经商来皋东的外，还有不少是因躲战乱、避灾荒而迁移过来，特别是太平天国年间迁来者尤多。
明清年间迁来皋东的客籍人，既带来了江南水乡的农耕技术，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商品意识和经营之道，促进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淮扬派菜肴烹饪特色、镇扬风味的茶食糕点的制造工艺及传统的山西酿造技术，丰富了如东的餐饮文化；还带来了江南水乡文化、镇扬文化、徽州文化，成为如东文化底蕴的重要源泉。普遍认为如东五大集镇的石板街就是当年徽州文化的产物。总之，这段时期移民的群体素质，高于以往任何时期。
在掘东地区，操海门方言的人通常称其祖上是从海门来的，也有说是从启东来的，还有说其老家在崇明。对于这些从海、启、崇地区来的人，人们往往统称其为“海门移民”或称其为“沙地人”，在如东亦称其为“沙里人”。
谈起“海门移民”，要远溯至宋朝。宋初，海门岛便与通州大陆并接，海门县成为长江口北岸的一个大县，其居民多为江南松江、太仓及崇明一带的移民，语言属吴语系。但从十四世纪中叶起，全球气候变暖，海面上升，长江主泓向北偏移，长江口北岸开始崩坍。与此同时，海岸线也逐渐退缩。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海门县被迫四迁县治。由于大片土地坍塌于水下，海门从一个原来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壮县”（即大县），变得仅存2200人，不得不被朝廷裁县为乡。在这三百多年中，失去家园的人们四处外迁，有的则一迁再迁。他们中不少人北迁到皋东沿海一带。
斗转星移，从十八世纪初起，长江主泓又开始向南偏移，长江口北侧转坍为涨，先后涨出40多个沙洲。1912年，在新涨出的沙地上，海门重新设县。1928年，又从海门、崇明划出一批新沙地创立了启东县。这就是人们常称启、海人为“沙地人”、“沙里人”的缘由。 “沙地人”大批来到如东的主要时期在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那时，一个又一个的盐垦公司、垦牧公司，在南黄海之滨从长江口由南向北陆续建立，并延伸到盐阜地区。在如东境内的大豫、华丰、益昌、复记四公司占地就达50多万亩。公司招用大批佃户，一批又一批“沙里人”遂举家应招北迁。当年淮南盐垦区的移民达二十万之众。据顾毓章先生编著的《江苏盐垦实况》所载，公司“承租佃户中海门人约60%，通、崇、启人约30%，其余为本地人”。许多老一辈的“沙里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卖掉仅有的一点土地和微薄的家产，带着干粮，车推肩担，三五成群步行北迁。挑担者往往前挑是孩子，后头是锅席，称为“一担挑”。来到垦区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则是茫茫荒滩。他们面对困难，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凭着坚韧不拨的开拓精神，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与大自然搏斗，开创了一个新天地，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自然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长期与大自然的搏斗，造就“沙里人”独特的气质和性格。早在明朝志书上就有海门人“习朴实而负气，性醇直不可阿”的记载。他们经常流动，富有进取精神，有着很强的合群性、团结性和斗争性。他们善于经营，商品意识强，是如东近代植棉史上的主力军，农村经济作物栽培的先导者。他们和那些先到的盐民农民一道谱写了如东滩涂开发的壮丽史诗。
建国后新移民国家决定在长江三峡建造拦江大坝，需要对居住于海拨175米以下的库区居民实行迁移。移民成功与否是三峡大坝工程的关键，外电甚至称三峡移民是世界性难题。库区居民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毅然搬迁，其中有一部分迁移到东部沿海地区。我县干群发扬全国一盘棋精神，于2001年5月19日迎来了重庆市云阳县固陵镇的1023名移民，在2002年又迎来了云阳县仁和、黄石、龙角镇的719名移民。这些来自重庆市的移民遍布如东所有乡镇。他们在如东各级党政的热情关怀下，在当地乡邻的热心帮助下，顺利地安家落户。他们克服了语言、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农作技术差异较大的一系列困难，艰苦创业，再建家园，较快地融入了如东这个大家庭。
建国后成为新如东人的外乡人不仅仅是三峡移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又一批的客籍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到如东工作，成为我县文教卫生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工农业战线上的业务骨干，他们中的大多数先后在如东安家落户；七十年代，上海、南通等地的知青插队到如东，除了后来部分返城者外，其余都在如东扎根。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人员往来更为频繁，来到如东的客籍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来女青年婚嫁到如东，她们主要来自于云、黔、桂、川等省区，其中少数民族居多。我县在1982年仅有回、蒙、朝、满、彝、壮六个少数民族43人，到2002年来就扩展到31个少数民族3646人，其中侗、苗族达3004人。如今，在这个百万如东人的大家庭里，32个民族兄弟姐妹手牵着手，心连着心，齐心建设共同的家园。第二个是经商潮。迁徙者主要来自浙江、安徽、山东。浙江人主要经销电器灯具、家具服装、瓷砖建材；安徽人经营炒货面食；山东人经营蔬菜水果。而浙江人在如东就有数千之众，仅在县城就达上千人。他们中来得早的已有一、二十年，不少人已定居落户。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他乡人来如东投资兴业，安家落户。
综上所述，扶海洲的成陆史、如东的发展史与如东人的迁徙史紧紧相依。如东人或其祖先来自华夏的五湖四海。他们或先期从远处迁到扬泰、如皋、启海地区，然后，再迁来皋东，或远道从中原、浙皖、云贵川直接迁来，他们或成批移民而来，或零星分散迁入。千百年的移民，千百年的繁衍生息，千百年来的开发创业，造就了今天如东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繁荣富庶之地，也造就了如东人善于兼收并蓄、包容性强、热情好客的精神气质。
如东，是一块具有神奇吸引力的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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